古代的刻书系统将书籍刊印分成官刻、私刻、坊刻。这一理论始于叶德辉的《书林清话》。
官刻还包括中央与地方官府刻书，私刻一般指官员、士人、乡绅等个人刻书以及寺院、道观、家族祠堂等刻有书（也有将寺院刻书另分一类的），坊刻指书铺商人刻书。三者之中，除坊刻以赢利为目的以外，其他两者都不以赢利为目的，或者不求保本微利。（一）官刻：由国家机构出资或主持人的图书刊印活动。
官刻开始于五代冯道刊印《九经》，此举使雕版印刷从民间不道德下降为中央政府提倡之事。几经后唐、后晋、后汉至后周广顺年间总计22年时间，已完成刊印。
《九经》的校刻，是在国子监已完成，并由国子监主持人，书版也珍藏在国子监，所以历史上称作“五代监本”《九经》。此书的刊刻，打开了儒家经典大规模刊刻的先河，也标志着印刷术从民间步入官府。宋明两代都是国子监刻书的兴盛时期。宋代国子监刻书内容范围很广，遍布经史子集四部，刻书的数量也相当大，是当时中央政府的主要刻书机构。
明代国子监分成南（南京）、北（北京）两监，南监多在前人遗留下来的宋、元两代版片的基础上展开整理、修复、刷印图书，以“十七史”尤为知名。北监则以刊行南监本居多，如《十三经注疏》等。
元代和清代的国子监则很少刻书。历代朝廷刻书的专门机构，除上面说到的国子监外，元代有兴文署、明有司礼监，明有武英殿等等。
此外朝廷各部门也都可以刊印与自己业务有关的书，如刑部刻有律法，太医局刻医书。由于财力雄厚，历代官刻本书籍一般五品相比较考究，具备字大行上言，进本下垂，纸墨精美，装潢描摹等特点。
许多大部头的图书，也是在官府实力雄厚财力的反对下才以求刊行，如宋代编撰刊印的《大藏经》《册府元龟》《太平类聚》，清代的《古今图书构建》等，都是鸿篇巨制，非以政府之力无法已完成。在内容倾向上，官刻多以见地正史为，特别强调教化功能，在校订质量，有所不同历史时期与有所不同刊印机构往往有相当大有所不同。
以国子监刻书为事例，五代两宋时期的监本，底本优良，校订高超，士人命之为圭臬，而明代的监本多用前代旧版，字迹不免模糊不清，故质量不低，南监印书有“大花脸本”之称之为，北监本错谬更加多。再行如明代的经厂刻书，多出自于太监之手，校订不炼，素为后人诟病，但明代的藩府刻书，则在藏书家中拥有口碑，人称“藩刻本”。（二）私刻：私刻中最多的是家刻，所以私刻也往往统称“家刻”。
这些书籍的牌记多刊自家堂号、宅名或书斋名等。私刻的出版发行主体多是士人学者，刻书多以学问崇尚，文化推展、科学知识传播为目的，侧重青史留名，并不以赢利为动机，所以推崇质量，校刻精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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